我遇见过一件事儿，发生在我12岁那年。　　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，上学路上，为了避开大街上毒辣的太阳，我挑了狭窄且人少的一条胡同。胡同路上都是房子的阴影，凉快点儿。　　这时候一个中年男子骑车路过我，停下来问我：“多少钱一夜？”　　要知道，我当时还是个没上过生理课、连例假初潮还没有的小女孩，于是我愣了一下。　　他看我愣了，又解释了一句：“就是让你和男人睡一夜，多少钱？”　　看我继续呆愣在那里，他一边掏口袋一边说：“我给你个电话吧，你要是想，你联系我，我们这儿有很多……”　　我没听他说完，撒腿就跑了。　　胡同里空无一人，他当然没有追上来。　　整整一个下午，我脑海里都回荡着他的话。睡一夜？　　我从那之后，再也没敢走过那条小路。　　但是他的脸像刀刻一样，在我脑海里挥散不去。甚至，十几年后，他似笑非笑、盯着我看的样子仍然在我脑海里阴魂不散。　　虽然我害怕、疑惑、不安，但对妈妈几乎无话不说的我，一直将这件事儿在心里憋了12年。　　直到去年。我告诉了她，她非常震惊，问我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当时不说？　　因为我羞于启齿。　　我不知道该怎么将那些话说出口。这件事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“好女孩”应该遇见的事。这些话，怎么修饰都不像是一个“好女孩”该说出的话。　　还有个真实的事件，关于男孩的羞于启齿。　　某个中学，著名的物理奥赛辅导老师，曾经辅导出7名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获奖者。其头像经常出现在一些畅销的中学教辅书上，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为人师表的典范。　　就是这个为人师表的典范，这个衣冠楚楚的儿子、丈夫、父亲，以给学生私下辅导物理之名，在自己家中猥亵、性侵了数十名男生。　　这些男生不过才十五六岁。　　很多年后，他们长大成人，有的定居国外，有的已成行业翘楚。其中一位，终于鼓起勇气披露了这件事情。　　他讲起老师猥亵男学生的整个套路，全程利用学生对于老师的崇拜和畏惧。　　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说的话。　　他说：“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一个老师，一个在课堂上如此庄重严肃的老师，为什么会对我，（仅仅对我）做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”　　这件事情带给了他和他同样被性侵的同学们十几年的心理阴影，直到他们以为足够强大，才将整个事件全盘托出。　　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羞于启齿。　　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总以为说出来的那个人最可耻。　　可是，为什么不是做出来丑事的那个人最可耻呢？　　我们从小就羞于谈论性。　　尤其是对女孩，这个话题更是绝对的禁忌、无可言说。　　生理课不过是初中二年级生物课上的一个章节，稍微开明一些的父母（比如我妈妈）还会和我聊起早恋问题。　　更多的父母，我想，应该是几乎全部的父母，对性这个事情，都对孩子尤其是女孩讳莫如深。　　我们从小最缺失的，不是道德教育、不是知识文化教育，而是健康、公开又平和客观的性教育，包括生理教育和心理教育。　　在这种缺失下，我们不敢谈论性，好像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我们也不敢谈论所受到的性骚扰甚至性侵害，因为我们怕被指责、被歧视、被误解、被疏离。　　所以可想而知，长大之后、不再是12岁少女的我，如果我在职场遇到骚扰，我同样不敢说出来。　　因为我羞于启齿。　　这本来不是我的错，但公开场合谈论性的事情，谈论一个男人做出的我所不齿的一切，谈论那些肮脏的行为，不是我接受的教育里“一个好女孩”会干的事儿。　　别说外人、同事、领导，我甚至不能和我最亲密的家人抑或朋友谈论。　　我的朋友在公司里，被上级领导骚扰。作为一个有妇之夫，他跟她说露骨的话，在加班的深夜将她一个人堵在办公室里。　　她不敢说，只有忍耐。　　她说起写字楼上有过数面之缘的另一个女孩。同样被骚扰，本欲鱼死网破，却被反咬一口，说她勾引他，还被渣男炮制了一个不存在的聊天记录。　　在那个聊天记录里，她变成了蓄意风骚勾引正直上司的女生，一瞬间风传全公司。不待她解释，不待她澄清，全公司已经将她送上了道德审判的绞刑架。　　所以我的朋友叹息：“我怎么说？就算我打定主意要辞职走掉，我也承受不了那些流言蜚语。因为大多数人肯定会说，他怎么不骚扰别人，就骚扰你？而且，我怎么开口，去详细地描述他那些龌龊的行为？我说不出口……”　　无法开口就无法控告，那些让我们羞于启齿的行为，竟然理所当然地成了流氓的避难之所，我们的葬身之冢。　　他们不是在利用我们的软弱，而是在利用我们表面上的捍卫名节心底里的“说不出口”。　　就像我们可以控告偷盗、举报抢劫、检举非法竞争，却唯独对骚扰噤若寒蝉。　　就像我们在公交车上遇到咸猪手却只敢偷偷踩他几脚，因为我们羞于向司机喊停车，然后说出：“他乱摸我”。　　可如果从小就接受了健康的性教育，我们也许不会再认为谈论性侵害是可耻的，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。　　在美国，有一个关于办公室的脱裤子规则，我在网上搜索，得到了下面这段解释：　　什么是美国办公室的脱裤子规则？　　简单说，一个公司的老板或是员工的主管、上级不能对其员工有任何性暗示的语言、动作，不能利用职权、影响或以利益来迫使和引诱员工与其发生性关系。　　预防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美国公司文化中管理最严的一项，因为一旦有员工控告公司的管理人员性骚扰定罪，公司就得承当法律责任，通常是支付大笔赔偿金。　　而且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泛，这包括不受欢迎的示爱、要求性关照、与性有关的语言和行为等，而这些行为的后果导致员工被解雇、妨碍员工的工作、或造成一种敌对的、不友善的工作环境，皆造成对员工利益的侵犯。　　同性之间如果出现上述列举之事也同样可构成性骚扰。　　所以如果我有了孩子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一定告诉他：性是个美好的事情，一切非你意愿、让你困惑、让你难过、让你蒙羞的关于性的事情，你都可以告诉我。　　这和一个社会的开放抑或保守都没有关系。　　这和我们的态度有关系。　　如果我们一直视性为禁忌，只会看到更多的人忍受屈辱而不敢发声，力图保全名声却只能暗夜饮泣。　　一个健康的社会，绝不是一个只谈爱、不谈性的社会。　　我们羞于谈论性，还导致我们认为和性有关的一切看起来“错误的事情”都是天大的耻辱。　　我看张羽老师的书《只有医生知道》。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，她讲了很多宫外孕的诊疗案例。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《名誉与生命的较量》，她说起一个未婚姑娘，去医院就诊，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怀孕，只说是腹痛。　　结果她是严重的宫外孕，因为医治不及时，而仓皇去世。　　她说的这个案例发生在90年代，但我想现在，这样的事件仍然不胜枚举。　　不敢告诉父母、不敢告诉朋友，独自去非正规小医院做不合格的手术……　　因为羞于谈性，我们才认为由性所引致的后果都是错误，都是罪恶。　　因此当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时，我们不是试图去解决，而是试图去掩盖、去毁灭，去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　　让我最感动的是张羽老师写在那一章最后的两段话，她说：　　“多年后，我也成了母亲，也生了女儿，职责和天性让我时时刻刻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和照顾着我的孩子，我会清清楚楚地告诉女儿在什么年龄应该做什么事，不该做什么事，如何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不同的是，若是哪天她真有了难处，就算是再没脸面，再穷途末路，我也不会再像自己妈妈那个时代的母亲一样说出“你做出这等丑事，咱家可丢不起这个人，我不管你了”的话。　　我的女儿，我的孩子，不论将来发生什么，不管碰到多大的挫折，不管陷入多深的泥潭，记得珍爱生命，永远不要害怕，任何时候，记得只要回到妈妈身边，一切都有办法。”　　我仍然记得我上的第一堂性心理教育课发生在大学。　　当时已经20岁的我，看着台上年轻、温和的女老师谈论成人影片、同性之恋、性别认同障碍、异装者。　　她的语调是那么的平和、放松、自如，像一切基础通识教育课的其他老师一样。　　她还说：“你们有任何说不出口的问题，可以发邮件告诉我，我会保密，并最大程度上给出我的答案。　　你们受到任何形式上的你们认为不妥的遭遇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力帮你们解决。”　　我记得当时坐在台下的我，在最心底涌现出来的感受，竟然是——“感激”。　　感激终于有人平等相待，感激有人站在那么多20岁的年轻人面前，不再视性为不可言说的禁忌。　　这堂课，本该发生在更早的时候，可我现在觉得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　　当我们不再羞于谈论性的时候，我们才是彼此的依靠，我们才能用最安全和稳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。　　你不是个怪物，那个做出坏事的人才是。　　你没有错，那个做出坏事的人才有错。